1984年1月，深圳特区，邓小平视察先科集团时，一句带着家常味的询问，让在场人员始料未及：“你是叶老二？”站在他面前的叶华明连忙摆手，激动地伸出四根手指：“我是叶老四。”
这段往事常被写成发生在1992年南巡期间，但从公开资料和相关回忆看，邓小平到深圳考察先科，时间应是1984年。1992年南方谈话，邓小平再次到深圳，重点是观察特区发展和改革方向，并非这次故人重逢。
为什么一句“叶老二”，会让叶华明如此激动？因为邓小平并不是第一次见他。叶华明的父亲，是新四军军长叶挺；而邓小平、叶挺等人，早年都在革命斗争中并肩工作。叶华明兄妹小时候，也曾得到周恩来、等人的照顾。
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叶挺被国民党扣押，家属也受到牵连。那时叶华明年纪尚小，却跟着父亲经历了长期囚禁。敌人反复劝说叶挺，只要改变立场，就能获得优厚待遇。
叶挺没有接受。孩子曾不明白，既然可以过舒服日子，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。叶挺给出的回答，大意是：共产党人不能只顾自己，要让更多中国人过上好日子。
这句话对一个孩子来说很重，却被叶华明记了下来。后来，他和哥哥叶正大、妹妹叶扬眉设法离开监禁地点，辗转到重庆，把父亲写的信交给周恩来。周恩来随即安排人保护他们，并将兄妹送往延安。
叶华明一直盼着父亲回来。1946年4月8日，叶挺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，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，叶挺、王若飞、秦邦宪等人遇难。这个消息传来时，叶华明还没有做好接受现实的准备。
在此之前，周恩来曾告诉孩子，父亲很快就能回来了。消息突变，打击可想而知。后来，聂荣臻照料叶挺子女，并经常给他们讲革命年代的经历。叶华明也逐渐明白，父亲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姓氏，还有一份没有完成的责任。
中学毕业后，叶华明想报考空军。聂荣臻很担心，毕竟叶挺正是因飞机失事牺牲。叶华明却说：“我想离飞机近一点。”在他看来，国家航空工业落后，才会受制于人，研究飞机和国防技术，正是告慰父亲的方式。
后来，叶华明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，专业方向与航空、导弹技术有关，之后赴苏联学习相关军事技术。1959年回国后，他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。主持的科研体系，正处在新中国国防科技建设的关键阶段，叶华明参与其中，长期从事技术工作。
两弹一星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后，他没有把目光只停留在国防领域。小时候见过的国外生活用品，也让他意识到，科技不仅要用于战场，还应进入普通人的生活。
改革开放后，深圳成为经济特区。1980年，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；到20世纪80年代初，这座城市仍然基础薄弱，科技机构少，科研经费更紧。叶华明放弃相对稳定的科研岗位，调往深圳，担任深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。
有人觉得，这一步风险太大。科研人员进特区，既没有成熟产业，也没有现成经验，稍有不慎，前途就可能受到影响。叶华明的想法却很明确：如果科技不能转化成产品，不能改善生活，口号再响也没有用。
到深圳后，他发现不少投资者听到“科委主任”这个身份，便只谈政策，不谈合作。政府部门的身份，反而拉开了距离。于是，叶华明开始考虑成立企业，以更平等的方式同外商和技术公司打交道。
一次交流中，香港方面介绍了荷兰飞利浦公司的激光视盘技术。产品展示时，电视中播放出清晰的影像，现场人员很受触动。那时中国家庭的文化消费刚刚起步，这类能够储存音乐和影像的产品，确实有很大的市场空间。
1984年，先科集团成立，并与飞利浦方面展开合作。激光视盘项目落地深圳，既带来了新的产业，也让外界看到特区吸引技术、转化科技的另一条路径。
邓小平到先科考察时，认出了叶华明。岁月改变了人的容貌，却没有抹去旧日记忆。“你是叶老二？”这句问话，像是在确认一个多年未见的孩子。叶华明伸出四根手指，是在告诉老人，自己不是记忆中的“老二”，而是叶家兄妹中的“老四”。
那一刻，先科并不只是一个企业名称。它连接着叶挺对子女的教诲，也连接着叶华明从国防科研转向民用科技的选择。所谓继承遗志，并非重复父辈走过的道路，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继续回答那个朴素的问题：怎样让科技真正进入人民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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